而杨森.塔斯曼此次从荷兰筹备启航时，还是1646年底，此番回到东亚、在大明上岸的时间，才是1648年初。
历史上欧洲三十年宗教战争，是1618年到1648年。开启后世国际外交体系的《威斯特伐利亚条约》，也是在1648年签订的，从此才奠定西方“国无分大小，在外交谈判领域一律发言权平等”的基调。
所以，杨森.塔斯曼接上笛卡尔启程的时候，刚好是近代外交体系和宗教和解诞生的前一年。
笛卡尔还没来得及看见欧洲的平等和解宽容,自然没那么抵触于漂洋过海、到一个对科研宽容的新环境见见世面。
而且,就算笛卡尔本人抵触,刚刚掌权的新任荷兰执政、奥兰治亲王威廉二世，也不会容许笛卡尔拒绝。（威廉二世是1647年3月继位的，也就是笛卡尔启航出发后几个月。但在他继位前最后一年，他父王弗雷德里克·亨德里克已经重病缠身，把国务主要交给年轻的儿子办理）
毕竟朱树人开出了明码标价：把笛卡尔弄来，才释放大员岛和荷兰增援舰队全部俘虏，否则就让这些俘虏在大员当苦力一辈子吧！
在威廉二世眼中，一个神神叨叨搞研究的人，哪里比得上数千条荷兰士兵和雇员、冒险家的生命！他当然会把笛卡尔卖了。
……
经过一年多走走停停、偶尔等待季风的航行，笛卡尔终于踏上了神秘的大明土地。
虽然是被迫来的，但他内心却并没有多大抵触情绪，甚至还有那么几丝期待。
因为他感受到了杨森.塔斯曼转述中、所透露出的那股大明摄政王对科学研究的重视。
那位伟大的东方王爷，肯用数千个战俘的性命，来换取一位科学家，那他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开明最贤哲的统治者吧！
以至于还没见面，笛卡尔就已经把朱树人想象成了柏拉图《理想国》里描绘的那种、只存在于理想状态的“哲人王”。
圣哲治世，真是天下大同之兆。
而负责接待他们的郑成功，也知道王爷大哥对这个“红夷大儒”的重视，
所以在泉州停靠补给时，他就很殷切地给荷兰人设宴接风款待，让他们稍事休息，缓解连续数月航行的疲惫。
原本按照大明制度，红夷船一律不得到内陆航行，都得在澳门或者大员把货卸了，由大明本国商人再沿海转运各地。